春秋会盟：“礼”是各国互信的基础，“信”是行事的重要原则

对于盟主、大国、霸主而言，必须本身尊“礼”才能使其他诸侯信服。如宁母会盟，郑文公派公子华对齐桓公表示，只要把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除去，郑国就愿意成为齐国的内臣，管仲则以为不可，结果管仲的意见让桓公得以更加确立霸主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贵为霸主，仍须以“礼”来取信于诸侯。管仲深刻了解礼在春秋时代的重要性，所以劝桓公“以礼服人”。

事实上，霸主不仅要以“礼”信服各诸侯，更要表现出对周天子的尊重。这种情况就显示出“礼”在春秋时代仍受到重视，“礼”依然是各国互信的基础。
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齐桓公剧照

从宋襄公的事迹也能发现春秋时代对“礼”的重视。宋襄公在春秋霸主中是相当特别的存在。《春秋》记载了两件宋襄公欲成霸主的事件，一是他和楚人战于泓水而败，另一是他被楚人所执。

此二事在《左传》与《公羊传》中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。《左传》借公子目夷之口批评宋襄公的自不量力，以及其不知变通的战术；《公羊传》则对楚执宋襄公之事加以批评，认为这是背信之举，而对于“泓水之战”，《公羊传》则赞扬宋襄公：“虽文王之战，亦不过此也！”所谓“成列而鼓，所以明其信也”，以此种看法来说，宋襄公相当守“信”而且有“德”。

《左传》与《公羊传》对此二事的看法不同，或许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时代观念。宋襄公的失败或许显示出其自不量力和愚昧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“信”与“礼”仍被视为是重要的原则。
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宋襄公剧照

“信”是春秋霸主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之一

“信”在春秋时期仍是相当重要的道德，也是行事时的重要原则。由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例子，我们便可以知道“信”乃霸主称霸所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之一。如晋文公于“城濮之战”及“践土之盟”的贡献，就被称为“能以德攻”，可见“信”是霸主必须具备的道德。

如果不守“信”、无“德”、又不尊“礼”，是不可能成为霸主的。如秦穆公死时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，此三人皆是秦国的栋梁，所以秦人哀之而赋黄鸟，因而君子曰：“不为盟主也宜哉！”另外一个例子，便是《左传》中的“楚子入飨于郑”。

所以说，“德”、“信”、“礼”是霸主应有的基本品德。换言之，春秋时期，霸主一定要有“德”、守“信”、尊“礼”。
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秦穆公剧照

春秋时期，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动，于是有霸主出现，代周天子维持天下秩序。原本属于天子的会盟权力落入到霸主手中，所以孔子曾批评“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，自诸侯出。”

天下变得无道，权力的中心转移，诸侯虽然握有会盟的权力，却也不能任意行事，“礼”的规范仍旧是要遵守的。正如《公羊传》所言：“古者不盟，结言而退。”远古三代无盟，是希望当代人守信重义，让人追慕远古遗风，不要以诈力为尚。

会盟中所表现的“礼”，除了是对周天子的尊重，盟国之间的互助也是“礼”的一部分。如诸侯会于澶渊，准备帮助宋国，给予其钱财，最后却食言。《春秋》记此事不载诸侯的名字以贬之，《左传》亦有“君子曰”：

“信其不可不慎乎！澶渊之会，卿不书，不信也！”

可见，会盟不单纯是参加会盟就可约信的，若是不遵守会盟的约定，仍旧无法达到彼此互信的目的。因此，尊“礼”且守“信”，才能使会盟更加稳固。
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孔子剧照

“信”是社会群体生存的保障之一，运用会盟去缔结成一个群体，其所依赖为何？一为宗教，所以盟誓的特性是借助神力约束双方、取得信义；二为道德，皆以“信”为终结，因此盟誓自始至终都要以“信”为先，否则，盟誓没有保障。

盟誓其约束既来自外在，也生自内心，这就是“信”。它由准法律的誓约，逐渐转为一种道德规范，成为一种自觉的伦理行为。可想而知，如果与盟者没有诚信的自我约束，那么再多的盟誓也无济于事。

总而言之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会盟在周代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礼节制度，但是到了春秋时期，应时势的转变，在“礼”已经无法有效取得互信的共识和规范之后，春秋时人便以会盟这种犹尊“礼”的方式重新建立“信”，希望以此安定社会秩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